识我者,见我之作,或曰：字如其人,不识我者,见我之作,或曰：足见其人。 《修亭心迹》纪录的全是个人的内心轨迹,虽没写明原创,但是属于自己的内心独白。我认为错的并非真不好！我认为对的并非就正确,不可断章取义！虽水平有限,但敝帚珍之。原则不同意转载日志,若有转载敬请署明转载于《修亭心迹》,多谢！
内道外儒
——有感于徐鸣浩书法
林语堂曾说：儒道精神是中国人灵魂的两个面，二者缺一不可。
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受到儒道精神文化的陶冶，但所反映出来的儒道各有侧重。老庄是道家的代表，老子的道法自然，庄子的解衣磅礴，解读的是人性的真。至魏晋已成为极致，所谓“晋人之美”，就是那种心灵的纯粹！而儒家则是在心为德，行之为礼。礼主于义，以敬为本。孔子《君子有九思》中的“事思敬”，便是君子处世之道，“事思”一方面是面对自己的人生；一方面是面对世界，二者一为“人生观”，一为“世界观”。
人生的态度大多有两种倾向，一是“看重”，一是“看轻”。在看重一件事物时，他懂得执著；在看轻一件事物时，他也懂得舍弃。他所看重的可以把鸿毛变成泰山，他所看轻的可以把泰山变成鸿毛。
我的书法好友徐君鸣浩就是一位把书法看成重于泰山的执着者。
我认识他时，他叫徐俊峰，市青年书协的一次展览上他获一等奖，那时的书风有三稿的意蕴，形式感也好，从那以后交往便多了，见面最多的地方还是文化市场，大包小提溜的书与纸，看上去就是一赶大集的，我都不忍心多说话，来去匆匆。一九九八年俊峰在寒舍发现《马一浮遗墨》，爱不释手，尤其被马湛翁（一浮）的书札《鉴湖女侠行序》、《杜诗癍》所折服。后来我发现俊峰的作品里多了文人的气质，当然，俊峰的作品取向还是传统文人式的表现，那一时期的作品更多的是行书长卷，文气十足，墨色的苍润变化与章法的节奏感，增添了气韵上的生动，这种表达形式也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创作状态与水平。这个时期他钟情于作品的形式，特别讲究材料的选择。我第一次用生绢创作便是受俊峰影响。各种纸张都是他的实验品，甚至于要利用纸张的横竖纹理所产生不同的效果创作，书写的行数用奇数比偶数有效果等。
我们这个时代有别于古代，古人之于书法是“为人生而艺术”，今人之于书法是“为艺术而人生”。
前几年，俊峰突然改名为鸣浩，这让我很长时间没适应过来，当时我在网上还戏说为重新做人。事后想必定有因果，再见作品时果然有了变化。
鸣浩将艺术视为自己的人生，他性格敦厚、朴素，表面温和，内心倔强。他在体制内挣扎了多年，涵养了内心，懂得了取舍。他用书法给自己撑起一片天地，欲知鸣浩者，求之于其书足矣！书法是他的生活，书法是他的精神支柱，书法是他的生命。鸣浩具有极大的专注力，古今成大器者，都有朝乾夕惕、宵衣旰食的专注精神，这是精神动力，也是所谓的“定”力。鸣浩是书家，书家的生活离不开书法文献，尤其对新获书法文献更是敏感。有一次，鸣浩在研讨会上就谈到关于运用新出土的书法材料创作的主题，以魏启后得益于汉简、蒋维崧得益于新出土的金文及帛书为例。前些日子，他将电子本的《汉碑全集》、《造像全集》等发给同道，与大家共享。
鸣浩做事认真。在几次书法研讨会上，鸣浩发言都准备了文字稿，他以自己与自己抢的语速风格，语句像机关枪扫射，说得脸红脖子粗。在整理研讨会录音时，几乎听不出他说什么，而他自己却整理好发言稿传了过来。一件小事足以见做事的态度。
二零一二年我们在两次访碑期间，鸣浩对刻石的渴望已经表现在他的展览作品中，作品以“苍”为主调，增加了浑厚与苍茫感。鸣浩四山归来很感慨地说道：“大自然的神力所赋予了我们一种特殊的和谐感和历史感，以及因之而来的解读上的多种可能，带给我们以更多的想象空间，从而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。”这不难看出他在向“内”寻求，在心灵深处寻找自我，明显不甘心于“形而下的”探索。对书法的执着扩展到对形而上的“道”的迷恋。
鸣浩与我都是农民的儿子，有着得天独厚的淳朴基因，我突然想起凡·高给他弟弟的信中有这么一段：“我认为一个农村姑娘比贵妇人更美，她那褪了色的、打有补丁的裙子和紧身衣，由于气候、风和太阳的影响，因而产生出最微妙的色调。假如她穿上贵妇人的衣服，就会失去它特有的魅力。”还有一句对我很有启发，“如果能在农民画上闻到熏腊肉的烟味、煮土豆的蒸汽味，那就好了”。这也许就是凡·高创作的审美标准与创作理想。我们骨子里流淌的是山东大汉的血液，呼吸着齐鲁文化的气息。无论是四山摩崖、山东汉碑刻石还是云峰山刻石，都是气象宏大而又从容自然。我们从这些刻石中闻到了自己的味道。
鸣浩的书法以宽博为主，线质多苍茫，倘若在泰山金刚经中汲取厚拙，剔除稳健；从岗山刻石中寻求些乡土气味，增其情趣，鸣浩的书法会有新的境界。
电影《阿甘正传》的阿甘说：“我不觉得人的心智成熟是越来越宽容涵盖，什么都可以接受。相反，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。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，知道不重要的是什么。而后，做一个简单的人。”
大道至简！
二零一三年元月 修亭于立石草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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